《世界知识》苏联解体25年：俄罗斯的“光荣与梦想”（下）
- 201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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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12月25日是苏联解体25周年的日子。独立25年来，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大国情结和梦想。俄罗斯希望做大国，做世界上一支主要的力量，甚至是数一数二的力量。然而，实现这一愿景的历程并不轻松。从叶利钦到普京，从独联体到欧亚经济联盟、再到大欧亚伙伴关系，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在国内治理中则重新确立国家权力的尊严与荣耀，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利用能源杠杆努力为国家赢得最大利益。未来，更加有定力和战略谋划的外交政策、具有创新性可持续的雄厚经济基础，仍然是圆梦的前提。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对本期封面话题的支持。
——编者手记
后苏联空间：博弈尚未有穷期——王宪举
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优势依然存在，而这是华盛顿绝对不愿看到的。随着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平行存在，美俄在后苏联空间的博弈将继续下去。
自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独联体成立以来，后苏联空间经历了独立国家形成、“颜色革命”甚嚣尘上、重新趋于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四个阶段。在长达四分之一的世纪里，随着俄罗斯经济实力的消长，俄罗斯与美国及其西方集团的激烈角逐贯穿始终，双方互有得失。
俄罗斯：后苏联空间的“特殊利益”
1991年至2002年是后苏联空间演变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独联体被喻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文明离婚”的工具，各国为维护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争来斗去，“独大于联”，但是避免了像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后兄弟互相残杀、生灵涂炭的惨剧，为新生国家的和平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年10月16日，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召开，会议通过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联合声明。
俄罗斯改变了苏联末期奉行的对中亚等国家“甩包袱”的政策，开始重新重视与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关系。1993年4月，叶利钦总统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称，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有着“特殊的利益”，“俄罗斯同独联体国家以及其他近邻国家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保证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正常存在”，改善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是俄罗斯“贯彻在远邻地区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条件”。莫斯科要求西方承认俄罗斯对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负有特殊责任”。为此，俄罗斯主导建立了独联体国家跨国议会、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等组织和机构，试图以此维系自己的利益。
然而，美国、欧盟和北约并不承认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在它们看来，既然俄罗斯是冷战失败者的继承国，就没有权利保持对前苏联地区的支配权。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独联体国家奉行“民主”改造、经济改革、维护“人权”的战略和政策，通过北约“和平伙伴关系”和非政府组织活动，积极向后苏联空间渗透，遏制俄罗斯，压缩其势力范围。
2003年〜2006年可谓独联体发展的第二阶段。面对美西方的挤压，俄罗斯力不从心，逐渐丧失了对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的影响力。先是波罗的海三国先后于2002年和2004年加入北约和欧盟；接着，由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组成的“古阿姆”集团与俄罗斯分庭抗礼；再就是相继发生了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暴力夺权、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暴乱”等多米诺骨牌式的事件。“山雨欲来风满楼”，俄罗斯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独联体摇摇欲坠。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俄弱俄”、在独联体渗透拉拢的结果，也是它们选择独联体地区的薄弱环节进行“颜色革命”的尝试。而此时，普京执政不久的俄罗斯还没有恢复元气，抵挡美欧的进攻“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袭事件后，普京诚心与华盛顿在中亚地区开展合作、促成美军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玛纳斯军事基地，但是美国人“得陇望蜀”，与俄罗斯的争夺愈演愈烈。
以2006年3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大选中蝉联获胜、2007年10月塔什干峰会通过《独联体进一步发展构想》为标志，俄罗斯与美西方在后苏联空间的博弈进入第三个阶段。经过休养生息和卧薪尝胆，俄罗斯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军事力量也大幅增强。2007年2月10日，普京总统在第43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发表题为《打破单极世界幻想，构建全球国际安全新结构》的讲话，严厉抨击北约东扩和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对美国强权政治说“不”。这篇讲话被视为俄罗斯对外战略和政策的重大调整变化，是俄与美西方关系深刻演变的转折点。
美国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挖俄罗斯墙脚
2008年8月格鲁吉亚同俄罗斯“五日战争”后，格鲁吉亚宣布退出独联体，彻底投入美欧和北约的怀抱。这是继波罗的海三国之后美国在后苏联空间撕开的第二个口子。当年5月，欧盟提出与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东方伙伴关系”倡议，旨在从经济着手挖俄罗斯墙脚。莫斯科也不示弱，随即建立了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组成的关税同盟。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组建了快速反应部队，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北约的第二大军事集团。俄美在后苏联空间的角逐进入第三阶段。
后苏联空间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的第四个阶段，是乌克兰危机爆发至今。布热津斯基1997年就在《大棋局》中指出：“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2014年，美俄围绕乌克兰的博弈白热化。2月23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逃离基辅，亲西方的反对派上台执政，乌克兰形势风云突变。美欧在后苏联空间撕开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口子，莫斯科把乌克兰纳入欧亚经济联盟的一体化战略受挫。随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宣布“独立”并“加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政府拒不执行独联体轮值主席国的义务，表示“将研究是否退出独联体的问题”。美欧以俄罗斯“破坏”国际法为由，对其实行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厉的政治和经济制裁。西方七国将俄罗斯踢出八国集团（Ｇ8），北约趁机扩军备战，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中东欧国家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加快部署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企图在战略核武器领域占据优势，对俄罗斯形成战略威慑并进一步挤压其战略空间。
俄罗斯人则再一次表现了绝地反击的决心和意志，不仅在军事上同北约针锋相对，而且从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出发，2015年正式启动了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为核心、以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为新成员的欧亚经济联盟。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该组织运行两年来经济和贸易状况不尽如人意，但是俄罗斯以此为平台，推进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决心未改。普京的“大国梦”就是要以欧亚经济联盟为支撑，使俄罗斯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而美国却认定俄罗斯企图打造“新版苏联”，前国务卿希拉里曾发誓要阻挠形成“新苏联帝国”。2015年10月底，美国国务卿克里遍访中亚五国，与中亚国家建立“C5+1”（中亚五国外长加美国国务卿）会晤机制，就是阻挠俄罗斯的实际步骤。
苏联解体25年后的今天，后苏联空间的地缘政治格局错综复杂。独联体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对俄罗斯亲疏不同的三个层次的国家组成。最紧密的层次是欧亚经济联盟；第二个层次是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摩尔多瓦，它们对俄罗斯的态度摇摆不定；第三个层次是乌克兰，基本倒向西方。三个层次对俄罗斯的亲疏不同，莫斯科与它们打交道的方式和程度也不同。
独联体发展前景取决于其能否“适应当前现实”
今年9月16日在比什凯克举行的独联体成立25周年峰会上，十个成员国中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总统缺席，分别由驻吉大使和总理代替。中立的土库曼斯坦只派了副总理参加。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摇摆不定的摩尔多瓦主动放弃2017年担任独联体轮值主席国的资格，让俄罗斯接棒。乌克兰代表指责俄罗斯“破坏国际法和兼并乌克兰部分领土”，反对俄担任轮值主席。普京则反唇相讥，称乌克兰迄今未签署和批准独联体章程，因而无权就轮值主席国问题发表意见。
此次比什凯克峰会肯定了独联体在国际区域组织中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建立共同防御空间和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没有实现，这一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比较薄弱，通过的文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适应当前现实”成为本次会议文件的共识。但是，对于“如何适应”与会各方却莫衷一是。
2014年5月1日，约十万俄罗斯民众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大游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牌子上写着“我们相信普京”。
美欧在前苏联地区的争夺也呈强化趋势。北约在波罗的海三国增加军事部署，欧盟继续推进“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美国不到一年内已经两次举行它和中亚国家的“C5+1”机制活动（外长会晤）。在克里米亚危机背景下，华盛顿重申支持中亚各国的独立主权，对中亚反恐、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1600万美元援助，同时强调中亚国家“政府管理的透明化和问责制、人权（比如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重要性”。美国对中亚国家既压又拉的意图和手段昭然若揭。
在独联体成立25周年之际，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优势已大不如苏联解体之初，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脱俄入欧”，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世仇般的纳卡冲突尚未解决，乌克兰的伤口还在流血，摩尔多瓦仍在俄罗斯和欧盟的夹缝中求生存，中亚各国在世界大国之间奉行多元平衡外交。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少独联体国家在能源、经济、市场、贸易、劳务输出等方面对俄罗斯仍有不同程度的依赖性，俄在后苏联空间的优势依然存在，而这是华盛顿绝对不愿看到的。随着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平行存在，美西方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博弈将继续下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俄罗斯经济盛衰与全球经济互动关系的演变路径——关雪凌
普京提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在外部压力增大背景下俄罗斯国家战略的重大调整，反映出俄从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转向大欧亚一体化，积极向东亚、南亚扩展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
“休克疗法”与俄罗斯经济衰退年代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迅速启动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进程。1992年元旦前夕，时任总统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动员俄罗斯国民以“和平、克制和勇敢”的精神迎接即将到来的经济转轨。他向国民许诺，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俄罗斯就会出现社会经济稳定、人民生活富裕的景象，成为欧洲的“文明国家”。1992年1月2日，以价格自由化（即放开价格）为开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试验。
说到“休克疗法”，我们不能不提到“华盛顿共识”。客观地讲，“华盛顿共识”针对的是已经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健全的拉美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等问题，而不是针对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缺失的转轨国家。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却被俄罗斯政府用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俄罗斯实施的“休克疗法”堪称“华盛顿共识”的“经典之作”——经济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
稍有经济学常识就会知道俄罗斯采用的“休克疗法”是自毁长城。但为什么叶利钦一定要选择这种方式呢？俄罗斯经济转轨已经过去25年，今天看来，这恐怕是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应该说，恶化的经济形势是俄罗斯政府选择“休克疗法”的直接原因，紧张的政治局势是俄罗斯政府选择“休克疗法”的重要原因。不能忽视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的影响是俄罗斯政府选择“休克疗法”的外部条件。1990年秋至1994年1月，“休克疗法”的发明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先后率领200多名西方经济顾问就一系列问题为叶利钦提供政策咨询，包括私有化、自由化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等，并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非政府研究机构——经济分析学会。同时，美国政府派遣了庞大的专家顾问组在盖达尔、丘拜斯内阁的主管私有化机构中参与有关方案和法规的起草工作。俄罗斯前国有资产国家委员会主席波列万诺夫透露：“在国有资产委员会工作的有35名外国公司的雇员，他们可以直接接触我们情报资料库中的所有材料。”此外，对于IMF对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叶利钦政府的第一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部长格拉济耶夫做了清晰的说明，1992年〜1998年期间，“俄罗斯实际上处于一种由外人来管理国家经济政策的状态，基本指标由IMF的专家草拟，之后交由傀儡政府和傀儡中央银行以相关经济政策宣言的方式走一下批准形式”。
2015年8月17日，俄罗斯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的汇率显示牌。
在1992年1月到1998年8月的六年半时间里，俄罗斯历经盖达尔政府、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和基里延科政府等几届政府对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但都没能摆脱“休克疗法”的阴影，始终在极度艰难的经济转轨中痛苦挣扎。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减少了一半。其对生产力的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消费水平倒退了数十年。
不仅如此，“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从苏联高度计划时期的国家垄断变成了激进转轨年代的寡头垄断，以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掌门人和政治权贵为主的群体对国有资产实现了合法占有，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攫取了苏联几十年积累的经济财富，国家充沛的资源被贱卖，产生的利润通过大门敞开的金融体系直接流入这些寡头设立在国外的账户。可以说，俄罗斯遭遇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盗窃和抢劫。更为严重的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寡头政治是政治权贵与经济大亨相互勾结，以俄罗斯的未来为筹码实现各自的私利，在这场交易中，俄罗斯人民的利益被全然出卖了。
因此，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之中，把俄罗斯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用普京的话来说就是“富裕的俄罗斯变成了一个穷人国”。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与俄罗斯经济的黄金时代
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加之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世界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
1992年以后，俄罗斯对前苏联时期的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改造，但在经济发展方面却始终没有摆脱其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即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依靠资源型产品和初加工产品的出口换取外汇，以此支撑国家财政收入和促进经济发展。
进入21世纪后，在普京“强国、富民、强军”的治国理念指引下，得益于世界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的持续走高，伴随着俄罗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俄罗斯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功故事之一。普京带领俄罗斯逐渐走出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以年均近7%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俄经济从复苏走向繁荣。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产品的生产大约占工业总产值的50%左右。恰逢1999年以后世界能源市场价格不断攀升，俄罗斯出口的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等能源和原材料的初级产品的出口占出口总值的80%以上，获得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其中，石油天然气收入占财政收入的60%左右。2007年，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高达8.1%，经济的高速增长向世界显示了俄罗斯经济已经摆脱了1992年〜1998年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危机，并正在重新成长为“崛起中的大国”。普京总统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发展军事力量；对外捍卫本国利益，在国际舞台争夺话语权。所以，高盛公司在2003年发表的专题报告中首次使用“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并预测“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是必然的。俄罗斯政府更是雄心勃勃，试图以“赶超”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俄罗斯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俄罗斯依靠石油出口收获了大量石油美元，支持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提前偿还了巴黎俱乐部（220亿美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7亿美元）的债务。政府依靠石油出口收入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政策改革，让俄罗斯国民享受到石油出口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实惠，其中包括增加国家公务员、教师、医生等政府预算单位的职工工资，增加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提高军人的待遇，等等。另一方面，在石油出口收入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繁荣背后也潜伏着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俄罗斯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低质量的、不稳定的。俄罗斯经济在1999年〜2008年的十年间从恢复性增长走向严重衰退，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伊始，俄罗斯政府曾乐观地做出了“俄罗斯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判断。但是，华尔街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急转直下。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机制下，国际金融市场状况的持续恶化对俄罗斯金融体系形成猛烈冲击，而资源型商品需求下降和价格下跌对俄罗斯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因此，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油价暴跌的双重打击，俄罗斯经济中止了持续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自1994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普京已经明确意识到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过度依赖资源型产品和海外市场是俄罗斯经济的致命伤，因此俄罗斯经济必须由资源型向创新型经济转化。这一思想在2002年3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2010年前及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纲要》中初见端倪，在2008年11月联邦政府通过的《俄罗斯2020年前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战略构想》中趋向成熟。但当俄罗斯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将其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措施付诸实施的时候，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实体经济的衰退中，俄罗斯以其惨重的代价演示了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对俄罗斯经济影响的路径和结果。
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但长期以来，俄罗斯在经济全球化中被动尴尬，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建树有限。然而2011年以来，俄罗斯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1.俄罗斯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主要表现为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从目前俄罗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看，主要处于贸易自由化水平上。贸易自由化的重要表现不仅是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融入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993年俄罗斯就递交了加入WTO前身“关贸总协定”的申请。历经十几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后，2011年12月16日，WTO第八次部长级会议批准俄罗斯入世申请，俄成为WTO的正式成员。
2．从“欧亚经济联盟”到“大欧亚伙伴关系”。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影响力急剧下降。尽管由原苏联绝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组成了独联体，但由于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独立初期的激进主张，多数独联体国家“去俄罗斯化”意识强烈。如果说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从外部大大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的话，那么，一些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则令俄罗斯感到后苏联空间内部的离心离德倾向愈演愈烈。但无论如何，后苏联空间在经济、政治、国防和民族安全等领域已形成一个特殊的范围。俄罗斯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这一空间的地位、作用及其对这一空间影响的性质和程度。
其实，普京从2000年就任总统后就提出要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独联体自贸区”等，但效果差强人意。2010年7月，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组成的“关税同盟”正式启动，2015年上述三国宣布成立“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也宣布加入。
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中俄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2016年5月，普京总统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讲话中呼吁建立一个有“欧亚经济联盟”、印度、中国、独联体各国和其他国家参加的“大欧亚伙伴关系”。6月普京总统访华期间，“大欧亚伙伴关系”正式写入中俄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中俄主张在开放、透明和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包括可能吸纳‘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成员国加入。”
我认为，普京提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在外部压力增大背景下俄罗斯国家战略的重大调整，反映出俄从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转向大欧亚一体化，积极向东亚、南亚扩展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同时，“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提出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回应，这为中俄关系的进一步提升和加强欧亚地区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但也应该看到，由于中俄各自国家利益的差异和来自美国等国家的阻力，“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将充满挑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俄罗斯：能源大国的荣光与困惑——刘旭
作为能源地缘政治理论的集成地，俄罗斯不会放弃使用能源工具谋求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主要能源消费国和地区正在利用其掌握的市场优势和过境地位逐步抵消俄罗斯的供给权力。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毋庸置疑，俄罗斯是一个能源大国。在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等主要能源种类的储量和产量方面，俄罗斯均排在世界前列（见P27图表）。能源产业因此成为俄罗斯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部门，是推动俄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为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方式和巨大的潜力。俄罗斯著名学者斯坦尼斯拉夫·日兹宁2011年曾撰文称：“能源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一个工具，对俄罗斯来说也不例外。能源因素在俄罗斯与九十多个国家的双边政治和经济合作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俄能源产业的技术特征和独特的管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其本来应有的能力和作用。俄罗斯在享受庞大的能源储备带来的无上荣光的同时，也感受着无限的困惑。
光荣的历史与梦想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先开始现代化油气生产的国家之一。20世纪60年代，由于油气产量远超国内需求，苏联开始向周边出口油气，从而开启了“能源外交”和“管道外交”的时代。苏联的油气出口在增加外汇收入、打破西方经济封锁以及巩固和维系华约阵营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苏联的主要能源品种产量在80年代中后期相继达到历史峰值，然而，随后的经济改革失败和解体导致产量大幅下滑。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原油、煤炭等主要能源品种在90年代的最低产量仅为苏联峰值的53%左右。90年代金融危机过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油价回升和先进开采技术的引进，俄罗斯的能源产量迅速回升，重新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一员。
2014年以来，在油价下跌和欧美制裁的双重打击下，俄罗斯出现投资下降和部分能源品种（电力）产量下降的“双降”现象。由于缺乏现金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俄罗斯被迫停止发放北极海上项目开发许可。然而，由于多年前投资的项目陆续投产，俄罗斯的主要能源品种（石油、天然气等）产量预期保持平稳甚或小幅提升。最新的《2035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草案中，俄能源部预期原油产量未来可达到5.5亿〜5.6亿吨，而俄国家石油公司总裁谢钦甚至放话称会达到7亿吨。今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能源大会上，普京表示俄罗斯仍将长期是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供给者。这不仅宣示了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表明了对未来国内能源产业持续发展的信心和期待。
谁控制着能源财富
上世纪90年代私有化之初，俄政府领导层就能源产业是否进行私有化有过激烈争论，结果是在与民生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天然气、电力和核能领域基本保持了国有资本的优势，而石油和煤炭领域的主要企业相继出售给私人。90年代中前期俄整体经济恶化环境下，能源领域的私有化未显示出预期的效应，企业经济业绩大幅下降，同时滋生了大量的三角债、官僚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现象。90年代后期，随着油价的回升和整体经济的回暖，加之以尤科斯、卢克和西伯利亚等为首的私人油企积极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人才，石油产业得以迅速恢复并实现产量增长。
私人油企的成功导致了政府税收相对下降和政府俘获，这严重影响了新生普京政权的体制安全。为了维护政权稳定，普京决定强化对能源产业的政府管控。一方面打倒霍多尔科夫斯基，打击阿布拉莫维奇和古采里耶夫等主要油气寡头；另一方面实施库德林的“剪刀政策”，修改油气税制，大幅提高政府在油气收入中的份额；同时，推动俄国家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工业公司收购国内主要油气资产，提高国有油企董事会中政府官员的比例。在完成最近的巴什基尔国家石油公司控制权收购后，俄国有油企占全俄油气产量比重分别提升至49%和75%，确立并巩固了国有资本对产业的主导作用。
普京转任总理（2008年5月）后在政府内设立能源委员会，作为能源产业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普京第三次出任总统（2012年5月）后也设置了能源委员会，形成了现在的“双委体制”。这种制度将能源产业牢牢控制在政府管控之下和最高决策者手中。
随着能源产业中国有资本比重的扩大和油气税负比例的提升，俄罗斯逐渐产生了油气依赖，高油价时期可以实现经济的全方位增长，低油价时期也将面临全面的经济下滑（见P28图表）。俄罗斯在2009年和2015年经历的经济衰退证实了这一点。
与其他资源出口国一样，俄罗斯也利用资源收入建立了主权能源（油气）基金，用于偿还外债、弥补社会性开支、抑制货币升值和通胀及应对危机。2007年，俄罗斯提前还清从苏联继承的巴黎俱乐部债务，从而大大改善了俄罗斯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大幅提升了普京和俄政府的威望。油气基金在应对2009年的经济危机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当前的低油价和欧美制裁对俄经济的打击超过了以往，油气基金的账户余额因此迅速下降。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可能迫使俄罗斯走上减少油气依赖的发展道路。
俄罗斯在主要能源品种的产量和出口量方面都排在世界前列（见P27图表），个别领域（核电）的技术实力也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俄罗斯能源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扩张，大大增强了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存在感。然而，由于自身严重的油气依赖和能源技术特征，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作用依然有限。
对油气的依赖，换个角度说就是对油气市场的依赖。因此，确保有效进入能源市场的通道和出口多元化成为俄版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存在严重的油气依赖，同时主要油气需求国的进口多元化战略取得长足进展，因此长期来看，俄在与这些国家的对话中总体将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即使在与同类油气供给国家对比时，俄罗斯的作用仍然有限。与欧佩克的关系就是极好的例证。欧佩克长期视俄罗斯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同时也是不得不面对的合作伙伴。在欧佩克减产提价的历史中，俄罗斯（或前苏联）更多在“搭便车”，扮演增产“搅局者”角色，配合欧佩克减产的可能性极小。对于欧佩克国家，特别是沙特来说，说服俄罗斯不充当“搅局者”是最合理而明智的政策目标。
俄罗斯VS欧洲：谁更依赖对方
欧洲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油气出口地区。俄罗斯70%以上的出口原油和85%以上的出口天然气输往欧洲市场。相反，俄罗斯虽然是欧洲的重要油气来源地，其油气进口中俄罗斯占比在30%〜35%之间。谁更依赖于谁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然而，在对俄油气依赖方面，欧洲是分裂的。传统西欧国家对俄依赖程度要低于整个欧洲，而传统东欧国家则大大超出，部分国家接近100%。由于东欧国家在欧盟东扩和统合中的作用上升，在对俄能源关系上，东欧国家意愿在欧盟决策中得到更多的反映。
俄罗斯也在巧妙地利用欧洲的这种“分裂”，力图获得更大的油气出口收益。这主要体现在天然气定价方面：高依赖度＝高价格，反之亦然。这激起东欧国家的强烈不满。理论上讲，俄罗斯的这种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占据垄断地位自然可以要求相应的垄断利润。然而，俄罗斯忘记了东欧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利用欧盟与其抗衡，而这时相对依赖的天秤已倒向其自身。在全球天然气供给特别是灵活性更强的液化天然气供给的增加和价格低迷的背景下，俄罗斯在与欧盟国家进行能源价格和合同条款的谈判中逐渐处于守势，表现出妥协的姿态。在制裁和低油价持续的时期内，由于缺乏有效的常规手段与之抗衡，在与欧盟的能源谈判中俄罗斯的这种守势仍将持续。
前苏联“小弟”和能源“大棒”
对于周边的前苏联“小弟”们，俄罗斯则没有像对待欧盟那样客气，而是利用其垄断供给者和过境国的双重地位，挥舞能源“大棒”对这些国家既打又拉。然而，这种政策在有些国家取得一定效果，在有些国家则适得其反，而在有些地方甚至反受其乱。
在中亚地区，吉尔吉斯斯坦的能源供给基本上完全依赖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虽然是重要的产油和产气国，但在油气外输方面也曾经或仍然严重依赖俄罗斯。这种依赖是由历史条件和能源的地理分布所决定的，使俄罗斯得以在苏联解体后的十余年里在价格和数量上控制这些国家。然而，在油价低迷和油气进出口多元化的条件下，维持这种依赖的成本越来越大。此外，俄罗斯本身存在较大的剩余出口能力，与过境天然气在欧洲市场存在竞争关系。面对这些因素的变化，俄罗斯采取了更为自利的政策，从而逼迫这些过境用户寻找新的出口。其结果是俄罗斯在中亚的能源垄断地位不断下降，同时在欧洲和中国等主要消费市场上催生了新的竞争对手。
对于其他能源相对匮乏的前苏联国家，俄罗斯利用其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实行差别定价，在攫取垄断利润的同时，力图确保对这些国家政治、外交的影响，这在天然气贸易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俄罗斯出口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天然气价大幅低于欧洲市场价格和对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的出口价格。这可以理解为对白、亚两国在政治上靠拢俄罗斯的回报，也可理解为对与俄在政治上保持距离国家的“惩罚”。然而，政治上的亲疏远近无法改变能源权力的对比现状。白俄罗斯、乌克兰这些俄罗斯对欧油气出口的过境国便充分地利用其过境地位和俄望其向己方靠拢的渴求来抵消后者的垄断优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白、乌间发生数次价格纠纷和断供事件，与乌克兰间的纠纷也有多次发生在较亲俄的库奇马执政时期。从近十年的能源纠纷来看，俄罗斯在处理与过境国的纠纷时缺乏有效的对抗手段。降价会损失垄断利润，断供则面临国际政治的压力，绕道过境国则遭遇过境国和部分消费国的反对，同时丧失对过境国家的影响。当前，俄罗斯在努力维持出口价格底线的同时，试图通过寻找替代路径来降低过境风险。然而，兼有能源供给国和过境国双重身份的俄罗斯，在现有国际政治和能源市场环境下想要鱼（经济利益）和熊掌（政治利益）兼得是异常困难的。
转向东方和新的困惑
随着东部地区能源开发的推进和对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日益重视，以及亚太地区能源消费量的迅速增加，亚太地区在俄罗斯能源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俄能源出口中亚太地区的比重持续攀升，来自该地区的油气公司对俄罗斯东部能源项目的投资也日趋扩大。与欧洲不同，亚太地区缺乏像欧盟这样的超国家机构，多年来持续探讨的多边能源合作机制尚未有效建成，因此俄可利用其供给国地位对亚太消费国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尽管如此，鉴于与欧洲在能源问题处理上的经验和教训，俄罗斯极力避免对单个国家产生供给和过境依赖，这使其在具体能源合作项目的推进上异常谨慎小心。围绕俄罗斯境内东西伯利亚—太平洋原油管道和中俄间的油气管道的价格和路线的争论鲜明地反映了俄罗斯与亚太国家能源合作的现实。既要鱼和熊掌兼得，又不想受制于人，俄罗斯这种矛盾心理致使其贻误了扩大亚太市场份额的最佳时机。
在油价下跌和欧美制裁条件下，俄罗斯转向东方的能源政策带有更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寻求打破制裁封锁，威慑欧洲能源伙伴，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中俄结束马拉松式的东线天然气贸易谈判就是例证。此外，在资金压力下，俄罗斯还向亚太油企开放了对多年来严控的战略资产的投资。这种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为亚太油企创造了多年来最好的进入时机。然而，事实上积极探讨参与投资的主要是亚太国有油企，日韩私人企业对俄大型能源项目的风险忌惮甚深。转向东方的能源政策正如其外交政策一样，并不意味着俄要放弃西方（欧洲）；欧盟迄今的强硬态度也表明与亚太国家能源合作的强化并未增强俄罗斯对欧谈判的砝码。转向东方的能源政策更多的效果将体现在国内资源开发和强化与东方大国关系方面，对提振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地位作用有限。
作为优势产业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能源产业在俄罗斯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未来的经济转型仍需能源产业提供资金和需求。作为能源地缘政治理论的集成地，俄罗斯不会放弃使用能源工具谋求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主要能源消费国和地区正在利用其掌握的市场优势和过境地位逐步抵消俄罗斯的供给权力。因此，选择力所能及的合适的政策目标成为俄罗斯执政者的首要任务。这些政策目标应包括但不限于保持能源产量稳中有升，发展先进的能源技术，开放国内能源市场，提供更为灵活的能源贸易方式和定价方式等。俄罗斯拥有出众的能源禀赋和地缘优势，在合理政策目标的指引下，其作为能源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可以得到良好的发挥和巩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