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叶柏川教授：中俄领土之争：实地与虚名

• 2015-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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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叶尔马克的捷报传到伊凡四世耳中时，沙皇赦免了他，并正式给予其资助。在西伯利亚山林中穿行的哥萨克们，也被后世的俄国历史学家冠以“新土地开拓者”的称号。短短58年后，到1639年，俄国人已经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直抵太平洋沿岸。湍急的河流，密布的丛林，严寒的天气，都无法阻挡这群来自万里之外的征服者的脚步。

1643年，以波雅尔科夫为首的哥萨克闯入黑龙江流域，与行将入主中原的清政权属民发生冲突，此乃俄中双方史上第一次直接交锋。顺治皇帝时期（1644~1661年），清朝军队肃清了黑龙江中下游的哥萨克，但俄国人很快卷土重来。直到台湾郑氏政权归降（1683年）之后，康熙皇帝才有余暇，以精锐之师对急速东进的俄罗斯作出强力回应，遂有众所周知的两次雅克萨之战（1685~1686年）与《尼布楚条约》（1689年）。

将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与俄国人的“无边界观”两相对照，更能看到不同生存环境造成的迥异取向。与东斯拉夫人不同，中国人（以汉人为主体）自古以来生活在一个天然屏障环抱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北部和西北绵延着广阔的草原和沙漠，西南方有喜马拉雅山横亘，东部则是无际的海洋。温暖广阔的平原地区让大部分中国人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们不需要四出征伐，也很难拥有俄罗斯民族那种天然的扩张性。

同时，中国长期处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心位置，其文化向外辐射到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地理因素和文化优势使中国形成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大多数时候主宰中原王朝的汉族统治者，将周边的少数民族视为四夷（即所谓“内中国，外夷狄”），再外围一点儿的小国则视为藩属，他们皆受到中原文化的教化。中原王朝只要求四夷和藩属前来纳贡称臣，倾诚向化，接受“天子”为其名义上的统治者，但并不要求占领和管治其土地。

相比之下，俄罗斯向来不太强调“中心国”的观念，他们追求的是真实领地的不断延伸。俄国人早期在西伯利亚的拓展过程中，步步为营，建立一座堡寨后，很快驻兵移民，待真正占有后，再向下一个目标挺进。历任沙皇都以开疆拓土为己任，正如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所言：移民和国土的开拓，是俄国史的主题。前后不过三四百年间，俄国从偏安一隅的莫斯科公国扩张成为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便是最好的明证。

中俄双方对领土认识的显著差别，从两次雅克萨之战的战果中可以明显看出。如第一战清军大胜，在赶走了城内的哥萨克后，没有派兵驻扎，仅仅是毁城而去。不久，俄国人卷土重来，再次占据雅克萨，清军只好再度出击。而在此之前，黑龙江流域索伦部首领根特木尔率领部众逃往俄罗斯控制地区后，清政府则高度重视，严正交涉，要求俄方交人。

换言之，两国在处理领土纠纷时，俄国秉承“属地”原则，中国人则遵循“属人”原则。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也深深渗透到各自的外交理念上。时至今日，中国以贸易交好为主要表现的外交模式，不能不说仍多少带有历史上对待外围藩属政权“羁縻政策”（军政控制与经济抚慰相结合）的痕迹，而俄罗斯无论对华还是对欧洲各国的外交，则尤其在意“领地”及所谓“缓冲地带”。

2007年，俄罗斯学者卢金出了一本书，叫做《“俄国熊”看“中国龙”》，对两国关系有深入分析。在中文语境里，说一个人“熊”，有讥讽其外表唬人、其实胆小怕事之意，但俄罗斯这头“北极熊”，显然不能对号入座。而在西方文化（广义上也包括俄罗斯文化在内）语境里，“龙”是凶猛暴虐的象征，而自称“龙的传人”的中华民族，恰恰又秉承中庸谦让的儒家之道。如此强烈的文化符号反差，也许正是中西方尤其是中俄之间，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诸多误解与冲突的深层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