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芊霖 程大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贸易治理的贡献

• 201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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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能够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在当前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全球化面临逆潮、全球经贸治理出现倒退。本文从全球治理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困境中为全球贸易治理做出的贡献：首先，共同发展第一次成为全球贸易治理的目标。其次，一带一路是嵌入式多边主义构建理论的创新应用。第三，一带一路采取了差异化的制度构建路径。 第四，一带一路提出了共赢的价值观。第五，用对接方式推进一带一路实践过程。最后，一带一路实践会创造出一批全球贸易治理新术语。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9月提出以来，理论界开始了中国如何以一带一路为把手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讨论。这一讨论将一带一路倡议内嵌在全球经贸治理中，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具有创新意义。从实践角度来说，正确判断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在逆全球化来袭的浪潮中，总结出新一波全球化的特点，给出全球治理方案是一带一路倡导的历史使命；从理论角度来说，一带一路的实践将会有助于中国贸易治理理论的形成，最终成为全球贸易治理理论的一部分。本文讨论当前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困境，分析此背景下中国一带一路实践对全球贸易治理的贡献。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将全球化与全球经贸治理结合起来做了有影响力的研究。他认为，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地区的生产与消费在地域上多半是“捆绑”在一起的，因此国际贸易不重要，贸易规则不重要。工业革命促成了第一次生产与消费地域上的大分离,提升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拉开了全球范围内生产与消费“非捆绑化”进程的序幕。这个进程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产与消费的大分离。时间上始于英国工业革命至“二战”结束。期间火车、汽轮与航空等运输革命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掀起了生产与消费地域“非捆绑化”的第一次浪潮，促成了国际贸易的大发展。这段时间里，英国是世界的霸主，与其殖民地国家通过帝国特惠制维持着贸易关系，缺乏全球统一规则。第二个阶段自“二战”结束开始，到21世纪转折前后告一段落。生产与消费地域的“非捆绑化”进一步强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与此并行推进的，则是国际贸易规则的常规化，贸易日益被纳入多边体制规则的管束之下。这段时间是美国治下多边贸易体系的黄金时间，经历了八个回合的国际贸易规则谈判，世界贸易组织（WTO）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完成了立法，自由贸易思想得以在全球传播。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这个阶段，鲍德温称为“新的非捆绑化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全球价值链形成，产品内贸易与产业链分工迅速发展，不同地域企业内与同一产业链上不同企业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由此引出了企业从研发到制造直到贸易的一系列协调问题，该阶段最大的挑战是全球经济的“治理空白”，WTO监管下的多边贸易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变化了的全球经济环境，尚未形成适应第三阶段的规则。

鲍德温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阶段性划分实际是讲了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时期的全球化特征及全球贸易治理的发展。但是，他以西方视角考察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的变化,他的结论是线性和局部的。目前，全球化出现逆流，美国不断减少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提供，说明现阶段的全球经贸治理不但未能及时反映全球生产发展的未来趋势，也未能解决全球化中的老问题，即未能反映逆全球群体的利益需求。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历史节点就是全球化面临逆潮、全球经贸治理出现倒退之时。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能够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会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反映在国家之间，就是部分发展中国家被排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走向贫困的增长；反映在一国国内，就是贫富差别拉大。这种不平等导致逆全球化的现象不断出现。时至2016年，发生了两起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一是英国脱欧，二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件事情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区域发生，是对全球化的深刻颠覆，为全球治理带来了障碍。特朗普当选，停止了和亚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谈判并大规模推进贸易保护主义，这意味着美国治下的多边贸易体系将面临解体。英国脱欧意味着欧洲一体化事业的倒退，引发了对欧洲一体化前景的质疑。面对全球化逆流，特朗普的方案是接受逆全球化，确保“美国第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该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和全球化的关系呢?首先,不能否认的是，作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及一种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全球化，必将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其次，英美主导的全球化出现问题，要反思其问题所在，以便为新的全球化及全球治理找到出路。英美时代的全球化体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被弃之不顾，一带一路倡议要解决上一轮全球化遗留下来的这个根本问题。

一带一路是迄今为止覆盖面积最大的区域合作，贯穿亚欧非大陆，共涉及60多个国家，覆盖总人口数超过世界人口的60%。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高收入国家则属于资源型国家。这些国家多属于美国主导全球化时代的边缘国家，或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位置，或被排挤在全球价值链外。一带一路的使命就是将这些国家带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享受全球化的好处，实现经济发展。从全球治理角度，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为全球贸易治理作出了贡献。

首先，共同发展第一次成为全球贸易治理的目标。长期以来，以WTO等国际机构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未能很好地解决发展问题。对发达国家有利的领域自由化进程相当快，但是，在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领域，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的自由化进程却一拖再拖。到了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发展中国家的愤怒爆发出来了，他们集体起来抵制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新议题，会议没能达成协议。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展示自己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下，WTO把2001年多哈谈判定为“发展回合”，讨论发展问题。然而，多哈回合一直拖到今天没有结果。因此，纠正全球贸易治理的方向偏差，重视发展需求已经迫在眉睫。长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为发达国家所主导,被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南北分歧所困扰。一带一路虽然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内探讨发展议题，但这是将发展放置主导地位的全球治理安排。

一带一路提出共同发展的目标，是在全球化出现逆流，很多国家走向保护主义老路的时候，我国明确表示对自由贸易的坚守，是对现有多边贸易体系的尊重。不但如此，一带一路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本质需求，提出共同发展目标，超越了传统贸易体系的贸易自由化目标，将全球贸易治理的首要任务回归到经济发展，回归给更多数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共同发展是授人以渔，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是实现工业化。一带一路倡议主张产能合作、区域产业链塑造，就是创造发展的机会。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从长期看，这些理念会为世界经济长远发展提供动力，丰富以发展为目标的全球治理思想。

其次，一带一路是嵌入式多边主义构建理论的创新应用。全球贸易治理理论强调构建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形成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公共产品来解决全球问题，其治理难题是如何协调国际规范约束与各国主权权利的矛盾。嵌入式多边主义认为，战后美国设计多边体系时注意到了满足各国国内干预的需求，在规则构建时留出了“安全阀”。“安全阀”是全球治理中的常用语，指多边规则体系允许各国在市场开放后，产业一旦受到损害，可以使用保护措施。一带一路倡议强调通过外交协调方式使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接，是嵌入式多边主义理论的创新应用。嵌入就是把一带一路放到现有的多边体系中，或者说，一带一路从现有的多边体系出发，利用现有的法律规则进行区域经济合作，从现有的多边体系中吸取营养，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一个新型的大区域经济合作。嵌入还表现为一带一路提出和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接，是对各国主权的尊重，是对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的尊重。此外，一带一路突破了安全阀的制度设计，安全阀是在出现负面影响时的主权维护措施，一带一路是起点上的对接合作，是在事前找到了各国经济发展“契合点”基础上而进行的积极行为，这种积极主权参与模式将是全球治理是未来的方向。

第三，一带一路采取了差异化的制度构建路径。战后多边体系的构建特点是：建立在强势国家主导基础上，有既定的核心原则，用统一的法律制约所有成员，倾向于消除多样性，新成员要达到标准才可以加入。一带一路的制度构建路径与这种强势国家主导型的路径有所不同，当中国把一带一路当作倡导而非谈判日程推出时，中国的准确定位就是核心倡导者。从制度构建角度看，一带一路更为包容、更为差异化，即先从成员的实际出发，摸索合作的路径，然后再总结出规则制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巨大，一带一路倡议没有要求各国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能加入，没有一刀切的要求。这是一种结合各国差异的务实合作方式，是在行动中、过程中寻找规律的方式。如果说美国传统的制度构建是逻辑演绎法，有了既定规则再让成员执行，那么，一带一路是逻辑归纳法，即先实践然后在归纳出规则、制度。

第四，一带一路提出了共赢的价值观。一带一路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这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贸易治理价值观。美国构建多边体系时，提出了安全阀概念，设计了保护主义条款，体现了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价值观。美国的国内贸易立法就是按照这种价值观构建的，美国301条款赋予了政府一种权力，在美国单方面认为其他国家实施了不合理措施、损害了其国内利益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启动该条款对其他国家实施贸易报复。这样的法律是否给于了具有竞争能力的国家或者产品以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了呢？特朗普上台更直接提出了“美国第一”的口号，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零和博弈思维下，只顾及自己利益的陈述。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今天，在全球化的国际社会里，贸易关系当然也首先表现为利益。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是在一种利益关系的体系能够保持和谐、减少冲突的倡导，命运共同体的共赢就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

第五，用对接方式推进一带一路实践过程。在一带一路倡导推进中，最为常见的政策术语之一就是“对接”（Connectivity)。对接并不是一个全球经贸治理的传统用语，几乎没有国家在国际经贸事务上使用这一用语，它是中国首次提出来的。中国用对接这一术语表达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发展战略的协同，如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与一带一路对接；也表达自由贸易区的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或者与国际组织的对接，如联合国敦促各国为“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

对接是建立在各国经济发展具有契合点的基础上的外交协调。对接这一中国式贸易治理术语孕育着全球治新要素的幼芽。对接的前提是各国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在各方的契合点上考虑进一步的合作。从内容上看，对接的是经济发展战略，其范畴远远大于国际贸易，表现为贸易、投资规则和产业政策的整合，是全球贸易治理规则从注重边境规则向边境内规则的扩展。从行为方式看，对接就共同关心的领域达成共识，体现了量力而行，从能够合作的领域开始的特点，这种行为方式达成协议快、成本低，解决了当前全球贸易治理失灵的问题。

 最后，一带一路实践会创造出一批全球贸易治理新术语。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治理价值观层次上，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全球治理的经济目标方面，提出了“共同发展”，破解了全球经贸治理的困境，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本质需求；在全球治理过程论中，提出了“对接”，对接是中国首次提出来的国际经贸合作方式，强调了全球治理主要基于协调；在全球治理的内容方面，提出了“五通”，五通形象说明了政策顶层设计、基层支持及经贸合作具体领域之间的联系。我们相信，当一带一路倡导得到更多国家回应时，这一批新术语会成为中国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的公共产品。

作者王芊霖，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程大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出处：《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8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