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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苏联解体25年:俄罗斯的“光荣与梦想”(上)

  • 201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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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12月25日是苏联解体25周年的日子。独立25年来,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大国情结和梦想。俄罗斯希望做大国,做世界上一支主要的力量,甚至是数一数二的力量。然而,实现这一愿景的历程并不轻松。从叶利钦到普京,从独联体到欧亚经济联盟、再到大欧亚伙伴关系,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在国内治理中则重新确立国家权力的尊严与荣耀,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利用能源杠杆努力为国家赢得最大利益。未来,更加有定力和战略谋划的外交政策、具有创新性可持续的雄厚经济基础,仍然是圆梦的前提。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对本期封面话题的支持。

——编者手记


大国情结与国际格局中的俄罗斯——姜 毅


苏联解体25年来,俄罗斯的定位始终是成为世界大国,然而,实现这一愿景的路程并不轻松。更加有定力和战略谋划的外交政策、具有创新性可持续的雄厚经济基础,仍然是圆梦的前提。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甘当“西方小伙伴”的判断有失偏颇


俄罗斯历史上就怀有大国情结——做大国,做世界上主要的一支力量,甚至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力量。这种情结在俄罗斯的精英层、领导层普遍存在,甚至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基因。你不调动它,它就潜藏在那儿;你一旦调动它,它就会迸发出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成为了“西方的小伙伴”,我认为这样的表述并不准确,尽管后来产生的客观结果可能是这样,但原来的出发点并不是这样。


叶利钦担任总统期间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献便是例证。1993年4月,俄罗斯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是俄罗斯联邦独立后第一个外交政策文件,反映了俄罗斯的基本外交思想和政策取向——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要继续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俄罗斯所认为的“大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呢?叶利钦认为,俄罗斯应该是跟西方伙伴走在一起的大国,是西方强国俱乐部成员中的一个大国。在外交实践中,叶利钦也是一直努力争取让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他认为七国集团就是世界强国俱乐部,只有加入其中,俄罗斯的大国身份才能被认同。而且不仅叶利钦一个人这么认为,俄罗斯政治精英团队对此也有普遍共识。他们认为,苏联时期的老路是走不通了,必须走当时世界上发挥主要影响力的西方国家所走的道路,也就是他们认为的被“十月革命”中断了的历史上俄国与欧洲联系的这条路。其本质主要不是体现在外交上,而是体现在俄罗斯国内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设上。精英们认为,成为一个西方国家后,俄罗斯就可能发展起来,就能够很自然地成为西方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俄罗斯也就自然是一个世界大国了。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能够在西方强国俱乐部里扮演独特的角色。其独特性表现为其拥有的独特资源。第一,俄罗斯拥有跟美国平起平坐、差不多大体相当的核能力。第二,俄罗斯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幅员辽阔的国土,而在这个国土上生存着并与其接壤着非常复杂的多民族文化,有多种多样的经济形态,也有多种多样的各种民族之间的交往。这是俄罗斯成为大国的地缘政治基础。第三,俄罗斯当时有一些历史上的朋友,如南联盟和后来的塞尔维亚等国,它们是帮助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大国的支持力量。俄罗斯另一个很重要的朋友是印度,两国仍然保持着合作的态势。第四,通过延续解决苏联时期历史遗留问题的进程,与中国建立了新型国家关系。


从思想意识形态、国内道路的选择以及现有的力量基础几个层面看,我认为对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甘当“西方小伙伴”的判断有失偏颇,而且也不符合俄罗斯的本意。当然后来客观的结果是,叶利钦最终导致了俄罗斯成为“西方的小伙伴”,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当时在一些问题上的表态跟西方比较一致,比如在人权的问题上,在世界民主浪潮的问题上,等等,但这样的表态是与其国内政治形态相关联的。首先,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局势处在动荡、摇摆不定的状态;其次,俄罗斯的经济也处在衰退状态。所以我认为,俄罗斯国内的问题牵扯了叶利钦投入在外交方面的精力,削弱了他外交活动的能力基础。这是表现在那个时期最主要的一种因素,并不完全是他的主观因素,也不是他愿不愿意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对叶利钦时期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


影响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两个因素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对后来的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个因素是俄罗斯内部局势,主要是从1993年〜1996年的两次选举——1993年的杜马选举和1996年的总统选举。当时叶利钦差点被换下来、被搞掉,勉强得以继续留任总统。这两次选举期间,渐渐弥漫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日益壮大的俄共代表的左派力量使西方开始警觉和恐慌,担忧这样一个大国的转型能不能成功,如果不成功未来的俄罗斯会怎么样,是否会走过去苏联的老路,俄罗斯是否有可能重新成为一种威胁,这些担忧情绪使西方开始有所防范并调整对俄罗斯的政策。


第二个因素是北约“东扩”。如果说北约东扩从一开始就是专门刻意针对俄罗斯的,我认为不完全准确。最早提出北约东扩的国家是波兰、匈牙利、捷克三个国家,它们希望成为北约的成员。虽然也包含有防范俄罗斯的因素,但最初主要的动机有两个:一是当时这三国的经济水平没有达到加入欧盟的标准,为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便提出加入北约,以便首先获得安全保证,而安全和政治是紧密相连的。二是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三个国家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的领土曾经发生变更,边境出现了少数民族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恰逢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兴起,南斯拉夫解体、苏联解体、车臣闹分离,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国家非常担忧出现类似问题,担心巴尔干的战火会蔓延到东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分离倾向的苗头。捷克时任总统哈维尔在欧洲和美国的几次演讲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愿:我们欧洲需要一个稳定的锚,这个锚就是北约。


北约扩大一经提出,拥有大国情怀的俄罗斯首先感受到了地缘安全的新压力。原本说好华约解散,北约也要解散,但现在北约不但留了下来,还扩大了,俄罗斯的安全怎么能保障呢?对地缘安全的担忧恰恰说明俄罗斯拥有大国情怀。如果俄罗斯不想做大国,只想做“小伙计”,那北约东扩就把它也扩进去算了,俄罗斯就不会有后来的激烈反应。直到今天,北约东扩仍然是俄罗斯跟西方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美国的单边主义促使俄罗斯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普京初任俄罗斯总统时,整个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延续了叶利钦后期的局面,处在冻结的状态。在科索沃问题上,俄罗斯出于对“近亲”国家的保护意识,叶利钦时期就跟西方闹掰了,开始产生比较激烈的矛盾。这也是俄罗斯所谓大国情怀的一种表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普京反应非常迅速,主动给布什打电话,表示愿意支持美国进行反恐,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合作意愿与姿态。俄罗斯自认为与美国找到了新的共同利益,双边关系出现转圜的机会。俄美形成的联合反恐共识,使俄罗斯与西方的对立得以暂时缓解,西方在车臣问题上对俄施压也有所减轻,俄罗斯也因此拥有了比较好的外部环境,普京得以有机会解决国内问题——政治权力的重新安排问题和俄罗斯经济复兴的问题。


经过俄罗斯的积极努力,1997年北约启动第一次东扩时与俄罗斯达成妥协,北约不在新加入北约的盟国领土上部署军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乌克兰危机之前。经过俄罗斯的外交努力,北约为了做出安抚姿态,在第二次东扩前夕的2002年,成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即所谓“20国机制”。双方同意就欧洲安全问题共同商议,宣称“相互为敌的北约与俄罗斯已成为伙伴”。尽管这种机制后来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尽管矛盾仍然存在、没有解决,但是这种合作的框架基础已经生成,即在欧洲安全、政治问题上俄罗斯与北约寻求战略合作,双方拥有对等的发言权。


然而,好景不长。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俄罗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不是出于对伊拉克的保护或者对萨达姆政权的认可,而是因为俄罗斯认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已经多次、频繁地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无视俄罗斯的存在,而且越来越自认为是世界“霸主”,这种状况是俄罗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俄罗斯的大国情怀到普京执政的时候并没有消弭,反而越来越强烈。从这个时候开始,俄罗斯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更加警惕、抨击更加猛烈,对美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防范和担忧心理。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开始逐步决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并不是说俄罗斯原来不独立自主,而是说这时的独立自主意味着俄罗斯要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和战略安排,不再跟着美国和西方的步调和节奏走。于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开始对独联体进行重新整合,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寻找更多的新朋友,并巩固已有的盟友关系,重新塑造和确立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国力的恢复是支撑其能够这样做的重要原因。


在美国人的观念中,俄罗斯只是“麻烦的制造者”,成不了“对手”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让俄罗斯对世界和自身的看法有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到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首先,俄罗斯认为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快。西方由于金融危机受到了严重的挫败,能力已经大大削弱,没有能力再统揽世界的事务,小布什政府的战略透支已经无法持续下去。其次,2008年,俄罗斯的经济尚处于苏联解体后的最好时期,俄罗斯有能力、有条件支撑其实现在国际事务中的诉求。对对方的判断、对自己的判断和对局势的判断,让俄罗斯认为有了更多的奉行独立自主外交的基础。


同时,普京团队对西方越来越不信任,除了双方在国际事务、外交事务方面的分歧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后苏联空间的变化。从2003年开始,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先后经历了“颜色革命”,俄罗斯认为美西方国家不断通过所谓“和平革命”方式达到推翻别国政权的目的。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对俄罗斯的“民主倒退”越来越不满,不断在俄罗斯国内寻找支持反对派的机会,加大对反对派的支持力度。普京感到对自身政权稳固的威胁,因此产生越来越强烈的不信任感和对立情绪。从2008年开始,俄罗斯重新整合前苏联地区,巩固影响、强化存在、捍卫特殊利益与权利,使之成为俄罗斯新的大国地缘基础、能跟西方叫板的基础。随后,欧亚联盟计划逐渐成型。这种对立的态势持续演进,直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与美西方最后走上了极端的对抗。


美国有一个基本判断是影响其对俄政策的关键,即在美国人的观念中,俄罗斯已经不能够成为其霸主地位的挑战者,只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这种状况对俄罗斯既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美国不再把主要精力用于围堵、遏制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几乎没有停止调整全球军事部署的步伐;但弊端就是越来越不重视俄罗斯,也不愿意努力寻找与其关系转圜的机会。俄罗斯近年来在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及在向欧洲施加军事压力方面的积极进取举动,就是在向美国传达强烈的信号——在很多国际问题上须臾不可忽视俄罗斯的作用。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宣布苏联解体。


在多极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俄罗斯成为世界大国的定位愈发明确,捍卫和争取大国权益的态度越来越坚决,在一些国际事务中也越来越有进取性。这种战略目标将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出发点。


同时也要看到,俄罗斯西部的环境越来越差。随着俄罗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立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西方恐俄、反俄的社会情绪和氛围已经逐渐成形,美国利用“俄罗斯威胁”的旗号既强化了所谓联盟团结,又激活了北约原始的军事职能。坦率地说,在缓解这种外部压力方面,俄罗斯外交似乎张力十足、韧劲不够。


另一方面,俄罗斯经营大国力量基础的努力却有了收获。一是对独联体空间的重新整合不断加快,欧亚联盟建设在机制、法律框架等方面迈开了步伐。二是“向东看”更加积极,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各方面的务实合作持续发展。甚至在对日关系上也显露出某些新气象。

纵观25年,无论是跟西方绑在一起“混”进大国俱乐部,还是自立门户、我行我素“打”出大国地位,强国理想始终萦绕在俄罗斯的心头。下一个25年,圆梦仍将是俄罗斯的努力方向。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

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治国理念的演进——左凤荣


以回归传统价值观为核心的保守主义的影响会日益加强,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将更具俄特色。


在苏联解体至今的25年里,俄罗斯经历了五次总统选举,但只有三人担任过总统,俄罗斯领导人的治国理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之初,叶利钦采取了完全西向的政策,从政治、经济到外交,都在效仿西方、追随西方。然而,实践结果表明,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会导致水土不服,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严重下滑,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俄罗斯需要寻找符合本国国情的转轨之路。自2000年普京任总统后,包括梅德韦杰夫执政的四年,俄罗斯的治国理念日益回归传统,强调把现代社会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国情相结合,要发挥国家的作用和遵循传统价值观。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倒退,在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后,西方一轮接一轮的制裁,给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困难,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强国主义在发展,普京在治国理念上更强调发挥传统价值观的作用,提倡保守主义。


叶利钦盲目效仿西方模式不成功


1991年12月31日,苏联解体,叶利钦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在叶利钦看来,只要效仿西方和得到西方的支持,俄罗斯就能摆脱危机,走上富裕之路。从1992年开始,俄政府推行“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一次性放开物价和实行私有化,但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政治民主和有序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制造出有活力的所有者阶层。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加重,形成了具有高度垄断性的寡头经济,国民经济大幅度下降,民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在经济上,俄罗斯幻想迅速步入市场经济,但在政治上,仍保留着自己的特色,虽然西方盛赞叶利钦比普京民主、20世纪90年代才是俄罗斯的民主时期,但事实并不尽然。1993年10月,叶利钦用“炮轰”的办法解决了总统与议会的争端,12月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虽然借鉴了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宪法的原则,但也保留了许多俄罗斯的特色,确立的是一个超级总统制的政体。虽然俄罗斯宪法承认人的权利与自由,承认思想与政治多元化原则,承认政治多元化与多党制,承认三权分立的原则,但总统位于权力的核心地位。总统直接任命政府成员,政党权力受到限制,议会多数党也不一定能参加政府,政党并不能影响政府。议会通过的法律,总统不签署则不能生效。被总统否决的法律,议会两院有2/3以上赞成才能通过。总统有权解散议会,但议会很难监督政府。当然,最高权力交接由民选决定,总统的权力毕竟是法律权力,而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那样至高无上的权力,司法权力首先是宪法法院的权力,对总统权力有抑制作用。


叶利钦时期经济上的困难,加重了政治上的无序,盲目追求民主导致社会动荡,联邦中央的政令很难下达到地方,政党林立,纷争不断,政府更迭频繁,许多问题达不成共识。第一届杜马在半年内通过44项法案,有34项都未能生效。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叶利钦险些败给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人。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俄罗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成西方国家那种相对发达的民主制,对新俄罗斯的治理还要立足于俄罗斯现实。


将现代社会的普遍原则与俄特色相结合


1999年12月31日,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了一个烂摊子。他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大权,首先从整顿秩序入手,实现社会稳定。普京认为,俄罗斯要发展就必须把现代社会的普遍原则与俄特色相结合,走一条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发展道路,重要的是发挥国家的作用。在俄历史上,国家始终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普京上任伊始,便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在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中央的权威,发挥国家在促进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他强调:“在国家软弱、能力缺失和正在土崩瓦解的条件下,既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建立多少现实一些的政治民主。”

1999年9月,俄罗斯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俄罗斯时任总统叶利钦(右)与刚刚担任总理的普京,面临国内严峻局势。


普京把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权威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2001年5月12日普京签署命令,把全国按地域原则划分成七个联邦区,由总统任命的全权代表(多数来自强力部门)进行治理,以打破官僚与不法企业主间的联盟。从内务部独立出来的武装警察也在七个联邦区总统代表所在地设立分部。另外,中央还向七个联邦区派驻审计代表,以监督和审查各地执行中央预算和财政的情况。地方与中央相抵触的3000多项法律被纠正,对于分裂国家的行为进行坚决打击,加强了总统对联邦主体领导人的监督。


普京建立垂直权力体系、政权党一党独大、加强对媒体的控制等做法,招致西方国家各方面人士的批评,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回应说:“俄罗斯是按照本国人民的意愿,选择了自己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它将就如何贯彻自由和民主原则做出自己的独立决定,这必须从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和其他国情出发。”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根据普京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主权民主”概念。普京虽然将“主权民主”作为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但他再三表明俄罗斯接受所有文明都接受的民主原则,“主权民主”带有过渡性。普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公民感觉到自己与国家和政权毫无关系、对政府毫无影响,这样的政权就适得其反。也就是说,政权应该是民主的。”


在经济发展方针上,与叶利钦不同,普京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责任,除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外,还把国家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由国家控制战略资源,进一步加强以企业“强强联合”为特征的战略行业重组,组建国家绝对控股的大型企业集团,以提高民族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1999年到2007年,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俄罗斯并没有解决苏联时期遗留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腐败现象严重等老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诸如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


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断了俄罗斯经济的上升之路,经济上的困难也使普京建立的政治体系受到诟病。特别是在2007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全部450个议席中的315个,占绝对多数,政治失去竞争性。2008年已经任满两届总统的普京转任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普京的支持下当选总统,在经济下行、社会改革呼声日高的背景下,梅德韦杰夫做了一些改革和调整。


梅德韦杰夫是普京阵营的重要人物,他在观念上与普京有差别,如普京对国内体制外反对派的态度强硬,而梅德韦杰夫则要缓和得多,认为他们只要不破坏国家的法律就有权存在;普京对国有企业持支持的态度,梅德韦杰夫则对此有许多批评。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梅德韦杰夫更倾向于完善民主制度和发展市场经济,他提出的现代化构想,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个人的现代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梅德韦杰夫恢复了杜马选举的混合选举制,降低了政党登记的门坎和政党进入杜马的得票率,取消了政党参加选举时必须征集签名的法案,恢复了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等等,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梅德韦杰夫与普京有实质的不同,梅德韦杰夫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普京认可的,属政策调整。在梅德韦杰夫执政的四年里,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并无实质性改变,虽然该党在2011年12月杜马选举中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但杜马仍是一个“听话”的杜马,绝大多数地方也仍然控制在统一俄罗斯党手中。


普京在回归俄罗斯传统



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西方国家并不欢迎普京的回归,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变冷,双方在乌克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更加恶化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俄罗斯受到西方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社会上要求回归传统的声音更强,普京也越来越多地强调要奉行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俄罗斯完全否定了照搬西方模式的做法,向传统的价值观回归,保守主义思想及其相应的国家治理策略,成为俄罗斯国家治理的主流。

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早在2009年11月21日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正式宣布“党的意识形态是俄罗斯的自由—保守主义”。普京赞赏保守主义,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他引用俄国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的话说:“保守思想的意义不在于它阻碍前进和向上,而在于阻碍后退和向下,阻碍向混乱的黑暗发展,阻碍返回原始状态。”俄历史上国力昌盛时期往往是与集权联系在一起的,俄罗斯语境下的保守主义,实质是反对西方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反对激烈的社会政治变革,坚持渐进式发展。保守主义者还提倡弘扬根植于本国的传统及道德观,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权威的认同和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普京希望俄罗斯人民以传统价值为取向,认同权威和负责任的政权、国家主权优先、将民主严格限制在独立自主国家的框架下,保持社会稳定和秩序,建立强大、富裕、民主的俄罗斯。


在保护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方面,普京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他们的历史自豪感。二是继续巩固并加强东正教的地位。东正教作为俄罗斯文明的精神支柱,在实现俄罗斯复兴、维护俄罗斯传统文化中起很大的作用。普京新任命的教育部长就是研究宗教历史的。


在2016年9月18日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343席,占了绝对优势,主张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右翼力量衰落了,在俄罗斯已经没有了市场,左翼力量的影响也在下降。这一结果将有利于普京参加2018年的总统大选,以回归传统价值观为核心的保守主义的影响会日益加强,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将更具俄特色。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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