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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对话原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

  • 201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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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编辑部有幸采访到了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90-1991)尤里·安纳托利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同志。

我们考虑到目前国内缺乏对原苏共高级领导干部在苏联解体后的资料,因此,我们决定编译刊发本次采访的材料。我们认为,大家可以以此为例,从一定程度上了解原苏共高级领导干部目前的生活状况。

(图片来源:普罗科菲耶夫)


导言

在今日的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莫斯科市委最后一任书记在政治中依然充满活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在1987年,他和扎伊科夫在“两年的叶利钦时代”之后接任了首都的领导。1988年,尤里·安纳托利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被任命为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当时莫斯科地方的情况十分紧张,苏联的改革面临的危机的重要时刻也已经来临,局势向三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候选人:卢基扬诺夫、普里马科夫和普罗科菲耶夫提出了挑战。 莫斯科的成功,归功于其选择普罗科菲耶夫担任第一书记,使其充分发挥了他的经济和政治经验。但是在工作中,他越来越多地面对另一个“改革工地主任”,更准确地说,即是戈尔巴乔夫本人,然而,今天他正式声称他进入和领导建筑工地只是为了摧毁建筑物,即苏联。

值得一提的是,在改革开始时,苏共的政治力量经常受到谴责,而莫斯科却在普罗科菲耶夫的领导下保持了一定的稳定,因此回顾普罗科菲耶夫的政治路线是有用的。普罗科菲耶夫指出,在那个时期,戈尔巴乔夫经常性的欺骗政治局集体,他作出个人决定,然后却躲在政治局集体的背后,将责任推卸给政治局。

关于因戈尔巴乔夫将苏联的政治权力从苏共夺走,导致政治局被架空的事实,普罗科菲耶夫曾经认为,“‘如果政治局会议不会在不久的将来召开,我将采取中央全会的形式来撤销这个组织。我们政治局成员不应该对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决定负责。’总统委员会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因为他们也成为“拆迁人”的掩护。对此,戈尔巴乔夫承认:‘总统委员会不再合适了。’莫斯科的领导人坚持采取紧急行政措施,为“黑市”做好提前准备,同时协调其他城市的领导人以获得其支持...... 今天回顾历史,会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这些事件中抢先了半年以准备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工作的开展。当时局势很乐观,非常不错,没有坦克和协同的步兵......”


问:

在其退休生活中,你研究了武士的历史,人们知道情况是类似的,都是领导人占据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我想请您对共产党崩溃后的苏共领导的行为和二战结束时日本的武士在危急情况下的行为做出比较。


普罗科菲耶夫答:

是的 我很幸运地参观了日本皇宫前面的那个广场,然后结合目击者的阐述,也就是我们的领事米哈伊尔·伊万诺夫的回议,我们如同1945年8月到9月的日本人,在失败的战争之后,将军和领导们做了同样的事情。


译者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党政军中均有大批干部和群众自杀殉国,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是曾任苏军总参谋长和总统军事顾问的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苏联元帅(С.Ф.Ахромеев);曾任内务部长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鲍利斯·卡尔洛维奇·普戈(Б К.Пуго)。


问:

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退出(俄罗斯政治生活),当然,排除你的主观的想法,有其他什么想法和影响帮助你重新开始?


普罗科菲耶夫答:

来自我的祖母尤金尼亚·尼古拉耶夫娜这位画家的家人,即我的祖父,我的祖母留下我的祖父单独生活了近30年,但是我的祖父直到他去世也从未再娶,保持着家庭的稳定。因此,我们在伊兹马洛夫的家里住着一个30岁的男人,三个姐妹,三个兄弟。当时父亲年47岁,他的哥哥差不多50岁,但他们毫无疑问地尊崇了她的遗嘱。父亲没有参受过教育,因为他的祖母坚决反对。但我尽我所能让他的六个孩子接受教育。所以我觉得她在我的家族中很有影响力。对苏共瓦解的看法?这种宏大的事件发生在这个国家,我自己的立场似乎并不过分戏剧化。虽然那一年对我来说并不安宁——无休止的审讯,家里和办公室被搜查,需要告知有关部门我的所有出入境记录。虽然目前所有的指控和我的作为书记的义务都已被撤销,但是我仍然坚持我的政治标签——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市委的最后一任第一书记。

(图片来源:普罗科菲耶夫)


问:

你是从什么地方重新开始的呢?


普罗科菲耶夫答:

1992年2月,我被邀请成为科学生产联合体全景创新公司(АО «Инновационная компания «Панорама»)的副总裁。我们公司的位置是在以卢萨科夫命名的机车库的区域,那个地方以前是居民楼,但是由于房舍不符合卫生标准,以前的居民被重新安置,但一切都适合我们。我记得那段时间让我感到非常温暖。团队友好,思想充实,工作很有积极性。我的主要工作是监督项目的实施,干部的配备,计算投资以及监控公司的经济运行效率。在许多备选项目中,我们选择了三个作为我们的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处理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固体材料”,即解决放射性废物的问题,我们在圣彼得堡附近的索斯诺维博尔市建造了一个处理污染金属的实验综合体。我们对取自巴拉科沃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三次电路和二次电路的样本金属进行了熔化后的检测。国家原子能监督委员会给出了一个积极的结论:没有辐射。


问:

第一个项目的成果诞生于什么时候?


普罗科菲耶夫答:

我记得,是我倒掉了那些装满金属的样本,将他们浸泡起来 ,不是用水,我当然没有发疯(笑声),我们于1993年5月1日庆祝我们的胜利。 然后我们的成果开始在联邦原子能部的办事机构和未来的“原子”部长阿达莫夫的科研所进行无休止的传阅。 然后,(阿达莫夫)他为将放射性废物输入俄罗斯而获取经济利益而奋斗。


问:

之后呢?


普罗科菲耶夫答:

当然,答案只有一个,俄罗斯政府没有足够的钱以及足够的土地以用来倾倒受污染的金属。因此,几年后通过了决定,在支付完研发成本后,将这家小型冶金厂卖给爱沙尼亚以熔化废金属。

第二个项目是“生产用于腹泻的药物”。很少有人知道俄罗斯有多少牛犊因腹泻而死亡。药品生产厂是在一家以前生产细菌武器的工厂的基础上建立的。但这种药只卖给了白俄罗斯。而在俄罗斯,农业大幅下降,牲畜死亡,但即使是能满足最低需求量的药物的储备也完全没有。

第三个项目的,即“电视频道上的不干扰图像的信息传输” 的成果更令人高兴。随后,这种独特的、之前从未有过的技术,被作为“TV-Inform”技术纳入国家标准。

必须指出的是,俄罗斯在电信领域远远落后,政府机构缺乏租赁通讯卫星和推广和安装卫星电话的方法。


问:

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普罗科菲耶夫答:

电视信号是冗余的,除了视频和音频,可以携带额外的信息。你只需要学习如何改造它,这样它就不会干扰图像。我们做到了!我们的科学家和开发人员已经成为“TV-Inform”数据传输技术专利的所有者。2000年,包括我在内的数据传输网络组织者以及“TV-Inform”技术和设备开发组的成员被授予俄罗斯联邦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国家奖。我希望,我们向“民主派”,“西方的仆人”和“资本主义的奴隶”证明,党员是有价值的,而不是坐在他们描述的沙发中的窝囊废。


问:

真不错,尤里·安纳托利耶维奇!是的,这是一个证明党员的能力的事! 然而,这是第三方印象。但是你是怎么设法办成他的呢?,要知道你是在几乎没有启动资金和与非常复杂的政府机构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能有多少创新性?何况在那非常凶险的90年代,是使用短期投资么?


普罗科菲耶夫答:

1992年10月,我成为公司“TV-Inform”项目的总负责,我们开始的工作主要是连接从加里宁格勒到堪察加半岛的大学。大约有150个用户。 1993年10月事件发生后,你知道,宪法的变化很快。国家杜马的选举定于12月举行。联邦通讯部门遭遇了很大的困难。所以,通讯部长В.Б.布尔干向中央选举委员会提供了“TV-Inform”技术。11月9日,我们与中央选举委员会签署了协议,两周后在全俄使用了这项技术,我们的设备安装在了225个选区。24小时不间断工作。我们教这些地区的负责人员如何处理设备。任务很困难,每天需要40-50人,但是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而这成为了“TV-Inform”技术的最佳广告。

近年多来,我的儿子德米特里,他是一位经济科学副博士,曾在苏联最大的电子工业企业工作过,和我保持了长久的合作关系。他吸引了泽廖诺格勒的年轻电子工程师和程序员到我们的公司发展,这些专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最新科学成就在开发新一代电视信息设备方面的应用的进程。

(图片来源:普罗科菲耶夫)


问:

您的“TV-Inform”被应用在什么地方以及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普罗科菲耶夫答:

我们同时向很多单位和个人宣传产品信息。客户中也有很多俄罗斯的政府机构,例如俄罗斯联邦税务警察部门,国家药物管理局。

十多年来,我们的产品已经覆盖了俄罗斯内务部的主要信息中心的各个部门。 “TV-Inform”安装在内务部门,联邦检查部门,车臣共和国。安装建立它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内务部的官员受到了强烈的抨击。但是该技术的效率优点化解了这一切。


问:

和人民群众相关的部门呢?就是 除了中央选举委员会这样的纯政治的部门


普罗科菲耶夫答:

使用我们的产品的单位有联邦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局、教育部等。“TV-Inform”已走出国门。在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内务部通信系统工作。我们的产品一直热卖到2005年,当时电视开始转向数字信号。虽然我们开发了数字化的新设备,但是交通部,特别是里姆部长,并不支持我们。

(图片来源:普罗科菲耶夫)


问:

尤里·安纳托利耶维奇,如果没有来自后方的支持,就不可能通过这样的转折和命运的十字路口,对么?


普罗科菲耶夫答:

你是指家人吗?这是当然的,他们的支持是决定意义的的。从我们我们十年级的在塔玛拉的见面开始,那是在1956年。1960年,我们结婚并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在欢乐和悲伤中相互支持。阿玛拉·谢尔盖耶夫娜,她是一名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师,曾在一所幼儿园,一所学前教育研究所和1980年奥运会组委会工作。1961年,我们的儿子德米特里出生。自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曾在属于国家劳动事务委员会的莫斯科最大的科研生产联合体“灯厂”工作,他是经济科学副博士。目前,作为气化部门的负责人正在阿尔泰从事气化工作。 塔玛拉和我有两个孙子。 32岁的谢尔盖虽然还只是在高等经济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但他利用他所学习到的知识创立了一家信息技术公司,现在是这家公司的执行董事。 最年轻的亚历山大,今年24岁,两年前硕士毕业,专业是大众媒体。


问:

还有一件事,尤里·安纳托利耶维奇,你最近有什么回忆录方面的写作计划么?


普罗科菲耶夫答:

关于写回忆录的想法很久以前就出现了。我认为虽然我“在新的轨道上”,但是我的灵魂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情感。但1991年之后,关于苏联解体的回忆录的真实的描述的写作就没有了了,一切都远离真相,到处粉饰自己,诋毁别人。

我在这些作者的回忆录中经常性的看到关于我本人的叙述。加夫里娜·波波娃在她的所谓的历史编年史中关于我的最大的谎言是什么!在她的书里,我是一个地狱般的角色。根据她的叙述,我总是与市长办公室的领导的电话谈话中说:“你很快就会后悔的!“

由于命运的安排,我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解冻”的,我曾在共青团工作,之后转到党委工作,我从区委会到苏共中央政治局都有过工作经历。我愿意分享这些经验和知识。1996年,我开始对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感兴趣。我非常感谢档案员加林娜·安德烈耶夫娜·尤金科娃,她每个月都会记录与我的对话,在我看来,这能让我讲述一个关于我自己和时代的公正的故事。我认为它能帮助我和我的书阐述客观的事实。


(图片来源:普罗科菲耶夫)


问:

尤里·安纳托利耶维奇,您的最大的身份标签是莫斯科市委的最后的第一书记,当然,这个标签念起来铿锵有力,但这是关于过去的。它似乎不符合您现在的商业化的社交气质,以及未来你将面临的丰富的新商业项目以及对您目前的事业的未来的渴望。


普罗科菲耶夫答:

我作为科学生产联合体的“TV-Inform”的总负责,我并没有停止做公共事务工作。我是俄罗斯执法人员协会(РОСПО)的杂志《抢滩》的编辑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互联网网站战略文化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该网站现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信息和分析机构。



问:

明白,我很高兴的告诉您,我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通过安纳托利·察加诺夫认识并熟悉了这个基金会的主管弗拉基米尔·马克西姆连科以及员工尼古拉·哥洛夫,斯维特兰娜·萨姆诺娃。我想知道,这个团队的人员和工作能力是来自苏共莫斯科市委么?


普罗科菲耶夫答:

也许吧。很多人都关注和帮助这个基金会。从那里开始了我的新的政治生涯,2006~2012年,我领导了全俄社会运动“祖国”。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叫 “祖国代表大会”的政党。最初,我们党已注册,但为了完全合法化,必须注册所有地区的共计46个的分支机构,期限为六个月。但是最终有6个分支机构没有成功注册,主要是因为我们无法控制的原因,因此该党的登记被取消。现在,“祖国”作为一个未登记的政党存在,为加强其在全俄的地位,正在为其活动的新阶段做准备。所以我愿和我们的项目一起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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